作者 贾海鹏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遭毁灭,而且绵延存续数千年的一个,时至今日,像匾额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因子仍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习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比如现在店铺开张时,做一个好的“金字招牌”;被救助者为施救者赠送各种“锦旗”以示表彰;各类“揭牌”仪式,以及邀请名家大咖挥毫泼墨,题写名句等等,形式虽然随时代有变迁,但是精神内在寓意是相通的,都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匾额文化”的内涵。
武威文庙桂籍殿文昌宫的大卷棚下,悬挂着44块精美绝伦、引人注目的大匾。其最早者,可追溯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一块“化峻天枢”匾,最晚的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一块“文教开宗”匾,前后历时约250年,是河西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这些匾,不应是冷冰冰的文物,在它木质沧桑的身躯上,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学、书法、绘画、雕刻、篆刻、漆艺与装饰等,是时人了解当时本地区社会生活、书法艺术、精神境界和文化背景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正如林声先生在《中国匾文化初探》中所说:“匾者,诗的浓缩、美的结晶、语言的升华、哲理的精练。以匾研史,可当佐证;以匾研诗,可得诗眼;以匾学书,可行笔髓。”
一、武威文庙、凉州儒学院与文庙匾额
谈文庙中的这些匾,离不开对武威文庙的分析。文庙,是古时候教书育人,祭祀圣人孔子的地方,凉州地区最高等的学府——凉州儒学院就在这里。李唐王朝尊封孔子为文宣王,称其庙为文宣王庙,元明以后省称为文庙,故也称文庙为孔庙。武威文庙始建于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是现存和山东曲阜文庙、云南建水文庙并称的三大文庙,素有“陇右学宫之冠”的美誉。武威文庙能得到这样极高的赞誉,并非夸大之词。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就言明“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河西凉州诸地对保存中华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特别是家学流传渊源,影响深远。
因此,是先有文庙、儒学院,后有文庙匾,凉州自魏晋以来浓厚的学术文化根基是因,后世题写匾额是果,这是武威文庙拥有众多匾额的深层历史渊源。
二、从文庙匾的悬挂场域、文字信息看它的历史功用
(一)场域对物件的意义。匾,作为奖励颂扬美德的媒介,也是人们情感的寄托与表达,既有褒奖激励、垂训教化的作用,也有体现家风学风、人际交往之作用。悬挂于不同的场域,其历史功用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私人门第上的匾,体现着主人高贵的品行,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地位,是赠与者对馈赠对象品格、行为的褒奖肯定,有特定具体的所指。公共场域的匾,则不针对个体,它主要是引导民众向真、向善,起着教化民众的作用(具体命名的除外),而且官方或集体赠送书写的居多。前文已经说过,文庙匾是依附于文庙和凉州儒学院这个公共场域的存在,文庙又是帝制时期,教书育人,祭祀孔子的场所。因此,文庙中的这些匾,代表着无数科举士子的追求,体现着官方重视科举,“尊孔重文”、“崇儒重教”的文化导向。
这些匾所悬挂的这个公共场域——文庙,有很强的指代性,故匾文的内容有高度的集中性,即“尊孔重文”、“崇儒重教”。 这从匾文中也能得到印证,比如“学宗衍圣”匾、“纲维名教”匾、“牗启人文”匾、“文以载道”匾、“书城不夜”匾等等。
(二)匾文所反映出的立场。武威文庙中这44块匾的作者,既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还有集体捐赠的。从匾上所刻印的文字信息进行分析考察,能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1.从匾的制作时间来看。这些匾远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近讫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民国时期的有6块,其余都是清朝时期的,占比接近九成,其中康熙时期2块,雍正时期3块,乾隆时期最多,达17块,嘉庆时期3块,道光时期9块,咸丰时期1块,同治时期2块,宣统时期1块。有学者梳理指出,中国的匾额文化孕育于先秦,萌发于汉魏,成长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清朝的帝王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是非常罕见的。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山东曲阜孔庙提了“万世师表”的匾,称赞孔子乃千秋帝王之师,万世人伦之表,还下旨让后继之君为孔庙题字,以彰显满族“崇儒重教”的文化导向。再者,古时候匾额基本是木质材料制作的,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越是年代久远则保存下来的难度越大。武威文庙中现存的这些匾,与中国匾文化整体发展渊源和文物保存现状是相符的。
2.从匾的敬献群体分析。武威文庙中有11块是地方官员敬献,还有多达21块匾,是本地科举士子(县、乡国学生员、举人、贡生等)敬献的,其余的则或是本地乡绅望族,或是书法、文化名人所敬献。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些敬献匾的群体,不外乎官宦人家和科举士子两类,即便是民国的几块匾也不例外。能被历史书写和记住的人,都是成功的人,这些群体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权力、影响力、话语权,是代表着精英阶层。然而,促使平民阶层走向精英阶层最有效的方式便是科举,明清之际也是中国科举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数以千计的寒门士子通过寒窗苦读,学而优则仕改变自身甚至家族命运。因此,在他们取得成功后,这些群体比一般的平民更能深刻体会科举的价值,也更重视文化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学术更容易在家族中传续的一个原因。所以,武威文庙现存的这些匾,体现着当地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也代表着当地精英阶层对科举文化的重视。
三、武威匾的制式
从匾的制作材质来说,大致可分为木刻匾额、石刻匾额和铜制匾额等。目前留存下来的匾额大多为木质,也是比较常见的匾类型。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木刻匾文更能体现题匾者的书法功力,木质比石头、金属材质轻巧美观,而且伴有古色古香的气息,更能彰显文化底蕴。再者,铜制不常见,也是因为古代奉行“盐铁官营”的政策,民间不得私自铸造金属。武威文庙中的藏匾,都是木质的。
从匾的外观形制来看,匾又分为横幅、竖幅。这是随着古代建筑构件斗拱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宋以前,斗拱结构宏大,自元、明以后,斗拱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因此早期的匾有竖匾,晚期的匾多为横式,呈长方形,尺寸依门面大小而定,挂在门的上方或是屋檐下,也有悬挂于正殿上方的。现存武威文庙中的这些匾,都是横幅的。
从匾身的结构上分析,四字匾额都是由“匾文+款识”组成,款识中也是采用通常的上下款,即“上款 + 匾文 + 下款”的格式,而且上、下款识中单款居多。但也有例外,如乾隆四年(1739年)的“司文章命”匾,上款就是双款,有匾文的撰者凉州府水利屯田通判傅树崇,还有匾的书写者凉州府武威知县王守曾;光绪十年(1830年)的“贵相太常”匾,上款是双款,有立匾时间,还有叩献者乡国学弟子;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文教开宗”匾,上款也是既有立匾时间,也有立匾者的双款。乾隆十一年(1746年)“文明长书”匾,下款有书写者曾国杰,有立匾吉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阴隲下民”匾,下款有书写者康伯臣,也有立匾日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为斯文宰”匾,下款有敬叩者,也有书写者,都是双款。这些四字匾中,立匾吉日有的在上款,有的在下款,基本上各自占了一半。
四、匾额款识中的信息
相对于匾身的题字来说,匾的款识中隐藏的信息更需要关注。就拿立匾时间来说,以往只是关注到年份就不在往下细考了,其实月份日期也是相当重要。
通过梳理发现,文庙匾额款识中的月份,一方面体现了中华传统月历节气的雅称,比如二月,有落款“陬月”、“仲春”、“如月”的;三月有落款“花月”;五月有落款“蒲月”、“榴月”;七月有落款“孟秋”、“瓜月”;八月有落款“桂月”、“中秋月”、“仲秋月”;九月有落款“季秋”、“菊月”、“重阳月”;十月以“阳月”、“孟冬”,十一月以“黄钟月”代指等,基本上每个月份都有。另一方面发现,这些月份并不是均等的,有相对的集中性,以二月和八月的匾额最多(各有七块),这与科举考试的考期是暗合的。古代科举考试中,乡试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又称为桂榜。而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因此,结合前文,由此再证这些匾是县、乡国学科举弟子在乡试、会试结束后,成绩比较优秀的人敬献的。有些匾额制作非常精美,雕刻绘画有龙、蝴蝶、祥云、文房四宝等图案,很好辨认。但有些花纹,作为不懂绘画和植物学的人来说并不好辨认,花朵大点的像菊花,小花瓣的看着像是桂花,又似杏花,如果能从月份落款的雅称上探究,也有助于认识和解读这些绘画图案。
还有如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帝德广运”匾中,通过上款款识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凉州府儒学院教职人员中除教授外,还有训导、教谕,同级的高低也可通过“加一级”区分。
这些匾中,有42块匾的正文是以四字为文的,有两块比较特殊的匾,一块是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庠廩膳生員康伯臣书写的“文昌帝君赞”匾。“庠”者,是指学校;“廩膳生员”是指在年考中获得最好成绩的学生,年满则考授岁贡生或恩贡生。此匾全文246字,在全国匾额中较为罕见。还有一块是道光四年(1824年),文昌宫所存家具什物明细、道光四年信众捐献财物公示的匾。这是一块记具体事件的匾,因为它记载的事情比较明晰,捐钱的主要是监生、生员,有大钱,也有银子,在典买一些门面房屋时,详细记载了经费的来源。“典卢姓东街官驿巷口东边坐北朝南有楼铺面三间,价银五百两整(此项书院膏火账内出银三百两,城隍宫房赁账内出银一百五十两,文昌宫祭田账内出银五十两)”可以看出,当时儒学院、城隍宫、文昌宫它们各自有各自的账目收入,像城隍宫这样的公共资产,可以租赁出去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公款使用。有楼铺的房子,即我们今天说的门面房价格是一般平房价格的两倍多,通过这些,能了解当地信众的经济生活水平。
由于笔者学识所限,从颜色、字体、雕刻、绘画、印章、官职等视角探讨文庙匾的价值,还有很大的空间,期待来者能有深入的研究。
诚如陈寅恪先生说的,西北一隅不但是国防军事的重要区域,也是文化交通的重要通道。武威自汉武帝设郡伊始,就长期是西北重要的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枢纽。武威文庙所珍藏的这44块匾,有着特殊的悬挂场域,离不开文庙和凉州儒学院,其意义与功用烙着深深的“科举”印痕,是地域和家族在文化传承上的物在表现,是凉州文化圈精英阶层重视科举教育,“崇文尊孔”的一个缩影。
“国以文载,道以史存”,但文物并不能自言其说。使文庙匾“活”起来,能说话,而不是冷冰冰的沉睡摆列在博物馆里,这对增强文化自信、丰富充实凉州文化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文庙匾还有很多的历史信息有待研究挖掘,期待更多的文史研究者付诸心血和汗水,让它们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作者简介:贾海鹏,甘肃宁县人,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