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姜义华
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自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明的认识,但是,要全面认识我们这个文明,就必须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统一起来进行综合的研究。
笔者愈来愈强烈地感到,在对中国几千年来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政治结构、国家治理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自我治理制度的研究中,简单化、概念化、教条化倾向还很严重,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必要像对中华文化一样,认真反思和总结,从概念梳理开始,在世界文明演变的总进程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的“文明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文明”的概念,直接源于恩格斯出版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谈到“文明”这一概念的内涵时,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恩格斯把“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都归入“文明时代”的范畴,“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我们当时所认知的“文明”,就是和家庭、私有制、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和“卑劣的贪欲”及“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和社会大分工以及奴隶制、农奴制、资本-雇佣劳动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阶段,它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研究对象。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究竟何谓“文明”?古往今来,国内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
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文明观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福泽谕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在这里福泽谕吉把“文明论”界定为“群众精神发展论”,但同时也指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所谓外在的文明,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能所闻目能所见的事物而言”。但“内在的精神”更重要,“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文明”的真谛究竟是什么?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由体力而体力智力并重,再而智力跃居上位)。
福泽谕吉心目中标准的“文明”,是“西方文明”。《文明论概略》第二章的题目就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他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他动态地看待“文明”,认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
比较而言,他当时认为欧洲文明达到了时代的巅峰,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福泽谕吉在这部著作中还专门论述了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原因就是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
只要看一看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直到后来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相关言论,就可明白,福泽谕吉文明论的这些观点,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
20世纪50年代在大学所接受的教育,其实也没有真正摆脱福泽谕吉关于“中国是个半开化的专制主义国家”这一论断的影响,只是话语改换成了“封建主义专制国家”而已。
汤因比的“文明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将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研究对象。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和各种生物一样,有生、长、老、死四个阶段,这和我们所熟悉的线形发展观显然完全不一样。尽管可以不同意汤因比所做出的解释,但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去探究。
汤因比反对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存在多个彼此相异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他还强调这些不同的文明,既有历时性,也有同时性,它们既各有从古到今的演变,又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几乎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不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几十年或几百年,而应该在几千年视野中观察不同的文明,考察它们怎么产生,又怎么发展,怎么累积,后来又怎么衰落。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不同的文明,实际上是等价的,很难证明某个文明一定就比别的文明有更高的价值。特别在晚年的时候,汤因比更多地关心非西方的那些文明,他补写的那两卷,对整个的历史研究,重新做了重要的思考,做出不少新的判断。
亨廷顿的文明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未来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
他强调,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发了全球学界和政治界激烈的争论,当时笔者撰写了一篇《论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与二十一世纪》参与讨论。无论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意与否,加强对各种文明以及文明本身的研究,已经是历史学义不容辞的职责。尤其是亨廷顿沿用西方由来已久的说法,将中华文明称作“儒教文明”,我们更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厘清。
中国知识体系中的“文明论”
“文明”二字,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原本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观念,代表了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认识方法。
《易·贲》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天道自然,治国家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的时序;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人文”。“人文”的真正含义就是“文明以止”,就是人类改变自然、创造社会的实践的全部活动,都要自觉地意识到可能达到的界限。
章太炎1904年在《訄书》修订本《尊史》中批评中国唐以后历史研究说:“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他特别指出:“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著中,最接近于文明史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内外传(即《左传》与《国语》)和《世本》的结合:“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胠翼,近之矣。”
章太炎《尊史》高度评价《世本》:《世本》者,“杂而不越,转一机以持缕,为之于此,成文于彼,此其为有经纬本末而徵耆艾者哉!”这些论述表明,章太炎心目中的文明史,指的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全部成果,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精神、制度各种成果的总和。
由此可见,文明与文明史研究,本来就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从福泽谕吉到康有为,从摩尔根到恩格斯,从汤因比再到亨廷顿,对文明所做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文明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
